细细品读着《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一书，欣赏着闫学老师把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与身边的事例结合起来的优美文章，品味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引导学生的独特方式。在轻松惬意中，我学习，我反思，收获颇多。
书中第二辑《莫让学生知道你在教育他》中《怎样批评学生》一文告诉我们：面对那些犯了错的孩子，批评教育是班主任的职责。在谈到如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要采用适当的方法。他认为谴责的语言只有针对具体的学生时，他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要避免对学生进行集体责备。
是呀，当一个学生犯错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要他承认错误，他怎不难为情？又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也许不肯认错，也许只不过是应付老师，表面承认错误而已，可心里更多的却是怨恨，这样，也许他以后会有更多的犯错次数，让老师难堪。
陶醉在苏霍姆林斯基批评学生的艺术领域中，我不禁想到了不久前教育学生的一件事，我庆幸自己选用恰当的方式让学生主动认识到了错误。
记得开学初，我正在上晨会课，忽然，我的余光中出现了一个小纸团，在空中一闪，很快落在第一组第一张王轩轩的课桌上，面对突然出现的纸团，面对我疑惑的目光，王轩轩急得语无伦次：“老……老师，这不是我的！”此时，我完全明白：这个纸团是从他后面这张位置的方向抛过来的，扔纸团的人就是裴小佳。我打开这个小纸团，发现上面画了一块墓碑，旁边写着一句话：此墓是王轩轩的！一看到这样的内容，我火冒三丈。我看着裴小佳，只见他带着脸微微发红的脸，非常镇定地说：“这也不是我的，我没有这样的纸，老师，这个肯定是后面的同学扔过来的。”听到他这样说，我非常惊讶，惊讶他的沉着与推卸责任。但此时，我如果直接戳穿他，他肯定不会承认，因为他的性格非常倔强。
于是，我故意问全班学生：“谁扔的？赶紧站起来！”顿时，教室里安静极了，等了一会儿，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假如没人承认的话，咱们今天就不下课了！”我提高了嗓音，非常生起气地说。“老师，是我扔的，是我的错，您就惩罚我一个人吧。”坐在最后一排的鲍小松站了起来。同学们的目光同时盯住了他，这时，鲍小松的同桌站了起来，皱着眉头说：“老师，鲍小松刚刚坐在这里手根本没动，他一直在认真听你说话的，他刚刚告诉我想顶罪，好让其他同学下课。”面对鲍小松的冲动与无知，我又好气又好笑，走到他身边摸摸他的头说：“孩子，能为别人着想的品质是好的，可是，别人犯了错，你为他顶错，那犯错的同学就没有机会承认错误了，甚至会纵容他反更大的错，同学们，你们同意他这样做吗？”其他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同意！”鲍小松低着头轻声说：“樊老师，对不起。”我再次把目光瞟向裴小佳，只见他带着微笑，一副与他毫不相干的样子。我想：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但我一定要裴小佳自己承认错误。我决定耐心地等待。于是我对着全班同学说：“其实我已知道他是谁，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在今天放学之前向我说明情况，我会替他保密。”
可是，到放学时，裴小佳一直没来找我。
第二天（星期五），我在晨会课上继续说：“看来这个同学还没想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我还在等，希望这个同学在今天放学前能和我说清楚。”但等来的依然是失望。
这个双休日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我准备星期一进学校后就找裴小佳谈话。
星期一早上，我到教室转了一圈，就走出了教室，向办公室走去。忽然，我听到背后有人喊：“樊老师，等等我。”我停下了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裴小佳。他快速递给我一张纸条，低着头轻声说：“老师，对不起，那天的纸条是我画的。”看到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站到我面前承认错误，我的内心一阵喜悦。纸条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老师，我要向您认错。那天，我撕下一小块纸，画了一块墓碑，写上“此墓是王轩轩”的那句话，再弹给王轩轩，心想，一定很好玩！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我怕在同学面前丢脸，不得已撒了谎。后来，鲍小松竟然说是他干的。
我回家后，两天没有睡好觉，良心一直在训诫我……老师，我希望您能原谅我，希望同学们能原谅我。请务必保密！”于是，我把他带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番。同时，我也答应他绝不在同学面前说。第二天的晨会课上，我告诉全班学生，：“那个写纸条的学生已经向我承认了错误，但我已答应他不能告诉你们他是谁。这位同学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你们能原谅他吗？”其他学生都乐意原谅他，并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在课堂上做无聊的事情。此时，我的余光中发现裴小佳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从此，他学会了约束自己，控制自己，变得爱学习了……
是呀，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惩罚、批评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学生进行反思。惩罚、批评不应该成为一种结果，而应该是一种手段，是一个过程。如果惩罚和批评不能促进学生进行反思，惩罚和批评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让学生通过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批评教育学生是一个非常敏感而细腻的领域，它是一门艺术。